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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美華人教會植堂的一些觀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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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馬志星



教會增長學(Church growth)在一九六○年代至九○年代盛極一時,對宣教學的發展影響頗大(註一)。著名學者彼得韋拿(Peter Wagner,或譯彼得魏格納)曾言:「世上最有效的傳福音方法,就是教會植堂。」(註二)這期間,教會植堂運動成為北美教會的主要發展路線,各宗派紛紛設立教會植堂部(Church Planting Department),獨立的教會如雨後春筍般發展。北美華人教會亦不甘人後,無論是獨立的或有宗派背景的教會,相繼於各城市建立堂會;過去美國中部以查經班形式存在的華人基督徒群體,也紛紛成立教會,或加入某宗派,或成為獨立堂會。

在此熱潮中,因著歷史事件、科技演進、文化衝擊,北美西方教會對植堂的思考有著典範式的轉變(Paradigm Shift);而華人教會的植堂模式,則以成功的北美教會為範例,近乎複製式的全盤應用,然而在神學的思考或宣教學的發展上,卻停留於七○年代。當中的差異,使北美華人教會在植堂時(無論是近處或遠方)存在某些困難。



簡述北美教會發展:教會植堂的觀點(註三)

教會增長學發源於六○年代,七○年代之後便立基於宣教學的位置,對傳統的宣教學發出挑戰:宣教不是以個人得救為終點,而是以教會的建立為目標;傳福音不應只考慮個人信主,亦應以「群體為考量」;策略上不單用內向見證式的感化,應以計劃參與式的服務作主要的動力。

八○年代,教會增長學因主要基地福樂神學院的宣教學院的變化,有了方向性的轉變。由於韋拿對靈恩教會增長的研究、約翰韋伯(John Wimber,或譯溫約翰)的葡萄園運動 (Vineyard Movement),教會增長學擴展了其研究的向度,以著重數據的社會學實地研究(或田野調查,Field Study)開始,市場導向為策略,邁向人數增長的目標,成為一門以人數增長為主導的策略性學科,這方面的書籍亦以工具性為主,缺乏一些神學性的思考。尚韋伯 (Wilbert Shenk) 說:「教會增長學的困難是,只注重增長的研究,缺乏教會論的思考。」(註四)這段時期,因偏向「靈恩」運動之教會的增長迅速,而著重對聖靈的認識;教會植堂運動也因北美的獨特發展而興旺。然而北美教會整體的增長不大,主流教會甚至有倒退的現象;城市中心的教會人口老化及萎縮,市郊(sub-urban)教會的植堂卻生氣勃勃,並且多以上述的教會增長為其策略性的引導。新植堂的教會為了迎合「嬰兒潮」(Baby Boomer)的思維,都以社區教會(Community Church)為模式及其名字,八○年代後期漸漸出現了超級教會(Mega Church)的現象。(註五)

九○年代,教會增長學因其功利性(pragmatism)而受到批評,其中一個重點是,太強調「量」的計算,沒有考量「質」的成長。過去教會增長學堅持量的計算是質的指標之一,然而最終必須承認不是所有量的成長都是健康的,但健康的教會一定會增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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